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（简称四普）野外调查阶段即将收官。伏案整理成摞的四普工作材料，数月来的点滴历历在目。
作为一名文博专业毕业、初入文旅系统的新人，能够参与进这项系统性工程中，既是职业生涯的起点，也是一次弥足珍贵的历练。从校园走向田野，从理论走向实践，这大半年的时间，让我对文物保护工作有了更为具象的理解。
钢城区下辖5个街道、1个功能区，第三次全国文物普查登记的不可移动文物，涵盖古遗址、古墓葬、古建筑、石窟寺及石刻、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等多种类型。其中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2处，省级文保单位5处，市级文保单位7处，区级文物保护单位12处，普查范围广，点位分散；时间紧、任务重，是摆在面前最现实的挑战。
更棘手的是，钢城区相当一部分文物点分布于山林之中，青羊崮山寨、佛洞子、三尖崮山寨遗址等均位于山势险峻之处。这些地方植被茂密，原有路径多已湮没，许多点位甚至需要从无路之处摸索前行。普查队员需携带RTK、无人机、相机等设备，在陡坡与崖壁间穿行，对体能与意志都是极大考验。
人员方面，普查队伍力量有限，每一名队员都承担着多重任务。从外业的定位、测绘、拍摄、采集，到内业的数据整理、信息填报、图纸绘制，每个人都在高强度运转。清晨出发、日落而归，一日奔波数十公里，是工作常态。
普查中遇到的困难，往往超出预期。印象深刻的是寻找唐家宅大崮峪山寨遗址。该点位山顶，周边群山环抱，三条山脉并列延伸，三普登记名称在村民中已鲜有人知。
我们按照坐标攀爬至山顶，发现周围并无山寨遗存痕迹，后在村支书的指引下，大家沿着山脉从南走到北，连续翻越三座山脉，从上午9点寻至下午4点，才最终寻得目标。下山后，通过询问多位村委成员及年长村民，方知原登记名称有误。这样的情况并非个例，也让我们深刻意识到，田野调查中人的因素至关重要，基层群众的口述信息往往是破解难题的关键。
如果说野外调查是对体能与意志的考验，那么后续的数据核验，则是对耐心与细心的极致磨砺。
每一处文物点从野外归来，都伴随着成百条信息的汇聚。坐标数据需要逐一校准，照片要与点位一一对应，图纸要反复核对边界，年代判定要查阅大量文献佐证，登记表的每一项内容都必须严谨无误。这些工作没有捷径可走，只能依靠人工一条条过、一遍遍查。
重复，是这一阶段最鲜明的底色。同样的字段，要在一百多处文物点中反复填写；同样的坐标格式，要在每一个点位中逐一校对；同样的照片，要从不同角度反复甄选。每一项看似简单的操作，乘以百余处的总量，便成了一项浩繁的工程。显示屏上的编号、名称、年代、坐标、照片等等，密密麻麻的信息在眼前铺陈开来，一行行、一列列，看得久了，那些数字与文字仿佛在眼前交织成一片，有时竟生出刀光剑影般的恍惚感——稍有疏忽，便可能错漏一处，影响文物的档案质量。
办公室的灯，常常亮到深夜。窗外是沉寂的夜色，屋内是此起彼伏的键盘敲击声与偶尔的讨论声。桌上摊开着三普档案、地方史志、卡边报告，与电脑屏幕上的电子档案交相辉映。有时实在累了，起身望一望窗外的万家灯火，再回头继续伏案。这样的夜晚，在普查的攻坚阶段几乎成了常态。
此次普查，于我而言更是一次职业身份的转换。
文博专业的课程学习提供了必要的知识储备，但田野才是真正的课堂。无人机航拍的操作要领、RTK的使用方法、不同时期陶片的辨识特征、遗址范围如何划定等，这些能力无法从书本中习得，只能在一次次的实地调查中逐步掌握。
从最初面对复杂地形时的茫然，到后来能够独立完成一处文物点的调查记录；从对设备操作的生疏，到熟练运用多种技术手段获取精准数据——这一过程本身就是最好的职业训练。每一次攀登、每一次测量、每一张照片、每一份记录，都在不断加深对文物保护工作的理解。
技术手段固然重要，但支撑这份工作的核心始终是态度。无论设备如何更新、方法如何改进，那份对历史负责、对文化传承负责的初心，才是支撑普查队员日复一日跋涉于山水之间的根本动力。
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即将完成。回望两年多经历，能够将所学付诸实践，在这片土地上留下自己的足迹，为文物普查贡献一份力量，是作为青年文博工作者的一份责任，也是一种光荣。山高路远，步履不停，这段经历将成为职业生涯中最为坚实的起点。我将带着这两年磨砺出的技术能力与职业态度，继续走向更广阔的田野，为文物事业发光发热。
文/济南市钢城区文化和旅游局 杜显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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